胡适在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期间对日本所持的立场，时常引发后世诸多争议。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大体倾向于避战求和的策略。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一个多月里，胡适一度与主张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低调俱乐部”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向蒋介石建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前提，换取日本的撤军。然而，他很快便与“低调俱乐部”明确划清界限。同年9月8日，胡适启程前往美国，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自此之后，他转变为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胡适的此番转变尤为引人深思，它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与实际困境时所持有的复杂心理。我有意对此进行一番简要的整理，对于胡适本人，我尚无深入的研究，整理的初衷仅是满足个人的一时好奇，同时也希望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一份可供讨论的素材。

一、胡适抗战前对日主张要点

胡适对于日本的态度，在公开的言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这与他私下的立场仍存在细微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引导舆论与向当时南京政府高层提出建议，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

在抗战爆发之前，胡适关于对日立场的公开言论，已有多篇论文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若简要回顾，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数个方面：

（1）南京政府因对日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消极态度，军队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下，外交政策缺乏透明度，在国际支持方面亦缺乏积极争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2）提醒广大民众切勿轻信日本的说辞，应保持埋头苦干的精神，具备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的耐心，并坚信胜利终将到来；（3）尽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联盟已沦为纸老虎，《九国公约》沦为空谈，但请勿对国联路线丧失信心，坚信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仍有可能实现；（4）对日本当局的揭露、谴责、警告，以及对日本人民的呼吁，我们坚信，调整中日关系的唯一途径是停止对中国的侵略；（5）对太平洋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中国、日本及欧美各方势力的发展趋势作出了乐观预测；（6）声明中国在华北的主权不容侵犯，呼吁华北、两广地区的实力派服从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7）反对仅以言辞高调反日，不主张直接对日开战；（8）对一些反对和批评意见的回应与辩解。其中，胡适多次向南京和日本政府发出呼吁，强调中日交涉的核心问题在于东三省问题。

该观点的核心立场在于：对日本的指责与对国民的警醒并行不悖，但强调救国的关键不在于情绪化的空谈，而应承受屈辱，潜心耕耘，待国力雄厚时再向日本人清算旧账。胡适常以一则典故阐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智慧：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于1970年战败，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直至1918年一战结束后方得以收回，这期间历时整整48年。他坚信，中国若要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同样需要具备这样的忍耐与毅力。

“我们的革命意义重大，不容有失。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安全。”胡适借此阐释，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优先完成国内的统一大业。

胡适时常以比利时抵御德国侵略，为协约国争取备战时间的英勇事迹为例，阐述了即便弱国亦应有与强国抗衡的胆识。在探讨中日关系时，胡适亦频繁引用一战的经验教训。当一战爆发之际，正身处美国留学的胡适对这场战争持续保持着关注与热议。胡适所具备的外交素养，以及他在三十年代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无不深受一战的影响。

彼时舆论场上主张战争的声音占据主导，胡适对日持温和态度，因而招致了诸多非议。其中最受指责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考虑到地方的安全和三省人民的福祉，我支持解除三省的武装。”

当时，诸多文章对胡适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其为“亡国博士”、“中国士大夫中的奴才、思想界的败类”以及“秦侩”等贬称。

“是的，日本决不可能通过暴力征服中国。日本若想征服中国，唯一的途径便是悬崖勒马，彻底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进而赢得中国民族的心。”

鲁迅随即挥毫泼墨，笔锋犀利地讽刺道：那位胡博士向他的日本友人献上“忠言”：“欲征服我国，自有机巧，敬请接纳我们出卖的良知。”

1933年6月4日，胡适撰写了《保全华北的重要性》一文，表达了对华北停战的支持。胡适在文中指出：“我并不认为失地绝对无法收回，然而，我坚信当前仅凭我国军力难以夺回这些土地。”同时，他也强调华北的工业、矿产资源、铁路设施以及文化学术对于我国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局部停战可以阻止战事进一步蔓延，保留我国实力。基于此，胡适深感华北停战实属无奈的应急之策，并呼吁各界予以理解。

传闻傅斯年在目睹胡适的此番见解后，情绪激昂，甚至表示欲退出《独立评论》。然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提及，傅斯年起初仅阅及日本新联社的摘要，待细读全文之后，其怒气已大为缓和。

“纵然这些条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日之间的纷争，但我们坚信，它们能够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开启一个崭新的篇章。”

此文因未提及东三省而遭受舆论的猛烈抨击，有人将其解读为对失地的放弃宣言，而另一些人则指责其诉求过于宽容，不过是“奴才们”的幻想。

从上述列举的内容来看，胡适的言论虽存在不足之处，却远未达到“卖国”的程度，实则只是与当时的主流舆论观点相左而已。胡适素以稳重与理性著称，自反对“二十一条”始，经五四运动的洗礼，直至参与五卅运动，他始终致力于为热血青年降温，反对“狂热式的爱国”成为其一贯的主张。

正如周质平所指出：“若以左翼与右翼分别象征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领域无疑是左翼的典型代表……然而，当话题转向政治，胡适的立场却往往从偏左转向了稳重与温和。”

在近来的岁月里，敢于主战的固然无需额外的勇气，而对于那些不随波逐流、不愿盲目跟从大众高呼战争的声音，或许更需要一份道德上的坚定。”

鉴于其持续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批判与揭露，胡适在日人眼中被视为“排斥日本的煽动者，学生抗日运动的引领者”。1936年，王世杰曾致信胡适，透露根据相关情报，“日人对您颇为关注”，并提醒他务必留意个人安全。